近年来写碑者越来越多，书风越来越多样。此为好事，但也容易陷入误区。有一些人认为写碑就是为了区别于帖，以为在帖的风格之外，另立一种风格，便是碑了。还有人认为，写碑不需要书卷气、文人气，把字写得龇牙咧嘴、张牙舞爪，求奇尚怪，就是尚碑了。
这些认识上的误区造成了写碑过程中的审美偏差。比如，有人写碑，不取经典，专取丑拙怪异、笔法粗疏的民间书风，于是学到了不少野路子，一味追求野逸之美，却把真正好的东西丢掉了；有人写碑，专弃书法的自然流变于不顾，故意将字写得面目狰狞，生硬做作，并以此为美；还有人写碑，专取小感觉小情调，而弃碑派书风的正大气象。这些，并非是碑之弊，而是写碑之弊。
帖固然以流变为美，碑固然以硬朗为尚，然而无论写碑写帖，总不脱书法之本体。求流美者不宜弃硬朗，求硬朗者更不宜弃流美。
要写好碑，除了笔法要完备以外，更要知道碑的审美风尚。那么，碑的审美风尚是什么？是轻快流变吗？是逸兴横飞吗？是逸笔草草吗？当然不是，而是正好相反。碑之所以为碑，乃在于其实用价值。广义上的碑，无论是两汉摩崖、碑刻纪铭，还是魏晋碑刻、墓志、造像，碑书总离不了其庄重肃穆的正大气象，碑的社会功用是用于对生者的纪功颂德，对死者事功的表彰，所以其书风须严肃精谨、庄重典雅，而不是恣意妄为、率性而书。
那么，写碑何以为尚？笔者以为，当取正大之阳刚、庙堂气象为尚。正大气象者，在于字势雄强，笔画端严，体势开张，充溢着阳刚之气。论气象，当以汉碑为最，其次为北魏碑、北朝碑，再次为南朝碑，最后为隋唐碑。宋以下之碑刻，于笔法及审美而言，则多不足观。然此是取法。就写法而言，又当以清代民国为最。清人写碑，得其真髓，民国人写碑，承清人之余绪，故仍然是碑派书法大放光芒。但相较于清，民国碑书每况愈下，至今日则笔法丧失殆尽，实可为叹也。原因者何？清人写碑，乃有其扎实之馆阁楷书功底，也即清人碑书，乃以唐人楷法为底，以六朝碑为面，以秦汉为圭臬，又能化碑为帖，以帖学之风雅而融入碑法之端严凝重，以书卷气融入金石气，故能直逼六朝人风雅，而绝不似今人之面目。
今人写碑，则多以自我为主体，一味强调风格化与主体化，然因不谙写碑之趣尚，一味张扬，随意变化，又倡导所谓的正书行草化，故致笔法不纯，气格卑弱。何以不谙写碑之趣尚？乃因今人不谙学问之故。清代民国写碑书家，深谙碑学笔法，流传有序，一丝不苟，又多金石学家，兼擅金石碑版之学，又谙审美趣味，故能笔法纯正，气息渊雅，书风流美。言及碑学笔法，今之写碑书家，多不谙笔法，或笔法粗鄙、浅陋。或谓碑学笔法今已失传，亦未尝不可。清代民国书家写碑，笔法流传渊源有自，其多传邓石如、包世臣之法，心摹手追，未可一日懈怠。今之写碑书家，多描摹其形，胡乱写去，故多野路子。因此，书法无论碑帖，野未尝不可，但需野而能逸，逸而能雅，方能得其精髓。清代民国人以学问养书，故其碑书能润，而今人下笔即燥，能臻于佳境者鲜矣。
（作者系《中国书法报》社长助理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