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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社会大背景
唐代国力的强盛，经济的发展，为书法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。唐太宗即位后，吸取了隋朝覆亡的教训，采取开明政治、任贤纳谏，轻徭薄赋、休养生息，以仁德治国。武则天当政时期，明察善断，善用贤才，巩固了国家的统一，保持了社会的稳定。唐玄宗在位前期，也励精图治，广罗贤才，使唐朝的经济达到繁荣的顶点。由于李唐王朝采取相对开明的治国措施，保持了社会的长期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，从而促使了唐代书法艺术的全面发展。
二、帝王对书法艺术的喜好
唐朝的帝王大多喜爱书法，他们不仅自己身体力行，而且热心倡导，有力地推动了书法艺术的繁荣与发展。唐太宗酷爱书法艺术，大量购置前代书法作品，置于内库。他还重视书法教育，特于门下省置弘文馆，诏令五品以上官员，均可到馆内学习书法。在他的倡导下，朝廷上下掀起了一股学习书法的热潮。唐太宗十分崇拜王羲之，以“尽善尽美”来赞誉其书法。
他不惜重金求购王羲之的书法作品，当他获得《兰亭序》后，命虞世南、欧阳询、褚遂良等名家临摹，分赐大臣，使这一行书名迹得以流传后世。高宗武后时期，崇尚王羲之书法的热潮继续延续。玄宗时期，将二王真迹拓摹，分赐诸王大臣。且玄宗一改二王书风，形成了能表现盛唐宏伟气象的新书风。中晚唐诸帝王亦多能书，他们都能继承太宗崇尚书学的遗风，起到示范天下，助长好书之风。
三、科举选拔的需要
唐代沿袭隋制，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。唐代科举考试的科目中有明字科，即通过书法专业的考试，合格者即可授以官职。“以书取仕”的制度大大激发了广大士子学习书法的积极性。《新唐书》中记载，省试及第的考生必须经过吏部的铨选才能授官，铨选的“择人之法有四：一曰身，体貌丰伟；二曰言，言辞辩证；三曰书，楷法遒美；四曰判，文理优长。”
铨选的顺序是“始集而试，观其书判，已试而诠，察其身、言；已诠而注，询其便利而拟，已注而唱……”。在这个顺序中，书法首当其冲。因此，书法的好坏，是确定职务升迁与否的关键所在。除了科举考试之外，唐代在职人员的制举科中也有书判拔萃科，在基层官吏的选拔考试中，选拔流外官的标准有三：“一曰书，二曰计，三曰时务。”书法的重要性是被视为第一位的。
四、在高等学府中开设书法专科教育
历史上以书为教源远流长。甲骨文中就有书契教习的刻辞。周代的教育内容为六艺“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”,其中的“书”包括识字与写字。汉代对学子的教育内容也有识字和写字。曹魏时设置书博士，以钟繇、胡昭的书法为教材教习弟子。到隋朝，首创书学，但未能巩固。到唐朝，书法学的设置才完全确立。
马宗霍的《书林藻鉴》中说，“唐之国学凡六，其五曰书法学。”“学书日纸一幅，是以书为教也。”“专立书学实自唐始，宜乎终唐之世，书家辈出。”从官吏的设置到书法教育制度以及书法人才的选拔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。当时有专门执掌书法的官职，在中央级的学校中规定了必须兼习书学，而且明确规定学生必须练字，“日纸一幅”。除此之外，只有皇室和大臣的子弟才能入学的弘文馆和崇文馆，也开设了专门的书法教育。在那里不仅有皇家收藏的墨迹为范本，而且有书法大家执教。虞世南、褚遂良、欧阳询等都在弘文馆和崇文馆教过书法。唐代统治者对于书法的重视程度是历代无法比拟的。
回眸唐朝书法繁荣盛况，给我们现在的学校教育带来许多启示：首先，自上而下要重视书法教育，无论是教育部门的官员，还是学校的老师；无论是小学生还是大学生，书法知识及书法技能都应成为学习与考核的内容，促使学生始终重视书法，研习书法。
其次，在各种考试中，对书法应有明确的要求。在各种各样的考试中对考生书写提出明确要求，久而久之就会使考生形成一种重视自己书写的好习惯，促使学校、学生重视书法教学与练习。现在的中学语文课程新标准中，虽然要求中学生“在使用硬笔熟练地书写正楷字的基础上，学写规范、通行的行楷字，提高书写的速度。”而且要求“临摹名家书法，体会书法的审美价值。”还要求“写字教学要重视对学生写字姿势的指导，引导学生掌握基本的书写技能，养成良好的书写习惯，”但绝大多数学校因为迫于升学率的压力，不愿占用课堂时间专门给学生讲授书写技能。导致了不管是平时还是考试，学生只求写得对，老师只求认得清的现状。
再次，家庭、社会与学校共同进行书法教育。家长应对孩子从小进行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教育，使他们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，并且能深入学习钻研。学校应配备专门的书法教师，每周安排书法课一到两次，从基础抓起、从小学抓起，且要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。社会也应重视对学生的综合素质的教育，其中书法艺术应是很重要的一项内容。社会大环境的和谐稳定，会给书法艺术发展提供适宜的环境。全社会上上下下掀起学习书法的热潮，中华民族传统艺术将会得以进一步弘扬。